从该句的表达看，"对方"应当指对合同解除持有不同意见的当事人。

判决结论的接受过程亦是如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带来了许多中国独有的社会风险。

因此，立足于省略三段论推理、强调理性说服功能的法律修辞研究，必须在崇尚程序规制的法律论证框架下使用，才能坚持司法审判的首要目标是依法正确判决，然后才是通过修辞的合理包装送达当事人和社会。价值判断是一种诉诸于个人尺度标准的行为，它"既不能够单纯通过经验的确认（自然主义），也不能够通过任何一种自证（直觉主义）来加以证立"[18]P195，而需要经过理性论辩才能加以证立。逻辑方法注重法律论证的形式有效性，修辞方法注重论证内容的可接受性及其对语境的依赖性，对话注重法律论证的程序有效性。但是，如果研究者的目光仅拘泥于此，过多关注修辞逻辑起点的不确定性，容易使我们的法学研究、司法裁判屈服于社会现实，失去修辞学研究是对真理揭示的本质。四、结语 其实，法律修辞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不仅对法官来讲是有意义的，能够促进当事人对判决结论的情感认同，有利于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这在风险多发、矛盾凸显的转型时期显得尤为必要。

因此司法者的思维过程就是以法律规定为大前提、法律事实为小前提，三段论式演绎推理得出判决结论。[3]由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技术发展、制度设计、结构调整都由政府牵头而为，这必然使政府成为定义各种社会关系的主体。）鸡生蛋--蛋生鸡即为一例。

被撤销的合同等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注：高鸿钧：《现代法治的出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这里同样不应忘记上文曾引证过的话：事物只有在"关系"中才能被理解，在关联中才能被界定。在对外的关系上，第三人拟与受领人就该物交易，必须查询登记簿，不查询构成重大过失，或者虽然查询了但仍然与受领人就该物进行交易，属于恶意，只要给付人不追认该物的买卖合同的效力，该第三人就不能取得该物的所有权。

反之，如果否认这里存在着法律行为和物权变动，公示的必要性就没有或者大为降低，物权立即复归说显现出合理性。）既然如此，欲比较有说服力地回答我国法上的解除效果究竟是采取了何种学说，需要从若干方面综合分析，《合同法》第97条关于合同解除效果的规定首当其冲。

其实，至少在若干场合我们没有遵循这样的路径解释法律。这是"物权变动不必作出特别物权行为"说的一个环节。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对于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依然有效，不拟制恐怕难以说明。） 由此可见，对于已经履行的债务在合同解除场合的处理，依间接效果说和折衷说应当是恢复原状，不过，中国《合同法》第97条同时规定了恢复原状和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表现出二者的不同，表明该第97条的规定不符合间接效果说和折衷说的逻辑，换言之，以折衷说或者间接效果说解释《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都不合逻辑，不合立法目的。

星野英一：《民法概论Ⅳ（契约）》，良书普及会，1986年合本新订，第94页。它们表示的运动方向和相互关系为，合同关系→全部实现合同内容（债权债务关系转化为物权关系或与物权关系价值相当的权利关系）或者部分实现合同内容（债权债务关系部分转化为物权关系或与物权关系价值相当的权利关系）→彻底或接近回复到合同未履行的状态的关系。问题在于，折衷说批评直接效果说的根据在于形式逻辑，而它自己在这方面也存在着顾此失彼的缺陷。（注：[日]星野英一：《日本民法概论·Ⅳ·契约》，姚荣涛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版，第61页。

这种差别是否继续存在，以及如何选择，取决于对原合同债务与解除时的给付返还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的认定，需要继续研究。就是说，二者具有很强的牵连关系，有时具有同一性，而非"没有什么关系"。

决不是不顾法律效果是否恰当，是否与其他制度及规范的效果协调，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否与人们的风俗习惯抵触，而霸气地硬性规定，令它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哪怕它糟糕透顶。转引自[日]铃木禄弥：《物权的变动与对抗》，渠涛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3）在中国现行法上的违约解除场合，给付物所有权归属于给付人，不宜以交付（动产场合）或者登记（不动产场合）为生效要件。如果将此不同作为关注的重点，遵循不同的事物不同处理的原则，那么，物权立即复归说就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佳的选择，而是认为在受领人→给付人之间存在着给付物所有权移转的过程，具有复原性物权变动的逻辑前提。（4）更不容含糊的是，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分析，折衷说有利于受领人，直接效果说有利于给付人，虽然违约方既可能是给付人也可能是受领人，但在违约解除场合采取直接效果说大多有利于守约方。（注：[日]我妻荣：《日本物权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47页。崔建远：《概念·特征·构成要件·价值判断》，载崔建远主编：《民法9人行》第2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64页。就是说，在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之间关系的领域，直接效果说与折衷说在保留担保权方面的立场一致，差别只在于折衷说从主债务和从债务之间的关系的角度予以说明，直接效果说则站在同一性的立场来论证担保存在于原合同关系转化关系的合理性。

显然，前者简洁明快，后者相对复杂，各有千秋。（注：Jung C. G, Synchronicity, Princeton, 69（1960）. 转引自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3-484页。

刻意消除拟制而牺牲公平及便利，有本末倒置之嫌。其次，在合同解除无溯及力的情况下，折衷说与直接效果说所达到的结果没有区别，都是不当得利返还，至少在中国现行法上是这样。

（注：[澳]Geoffrey de Q. Waiker, 《法治的危机--危险与机遇》，转引自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3页。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三民书局2003年修订2版，第108页以下、第125页以下。

以倒果为因来否定解除溯及既往与恢复原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思考进程，是线性因果关系的表现，并不适当。）盖已经完成的继续性合同，毋须因嗣后有债务不履行情事，而使其溯及的消灭的必要。柚木馨：《债权各论（契约总论）》，青林书院，1956年版，第320页以下、第620页。其二，直接效果说认为，合同解除即使具有溯及力，也不影响违约责任的存在，并且该责任关系与原合同关系具有同一性。

）也没有做到相似的事物相同处理。进入 崔建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解除权 直接效果说 间接效果说 溯及力 恢复原状 。

（1）在我国现行法上的违约解除场合，给付物返还是否作为一种类型的物权变动，需要慎重行事。由此看来，过分追求完美，期望纯洁，反倒束缚自己，有时还显现出瑕疵。

看来，欲维持结算和清算的条款不因合同解除而消失的结论，赞同《合同法》第98条的规定，少不了拟制，折衷说也难免其"俗"。合同无效在我国现行法上是绝对的、自始的无法律拘束力，当事人双方自始便不享有合同债权，所以受领人自始没有受领、保持给付物所有权的根据，给付物所有权自始未曾移转。

这两种权利对于当事人的利益实现作用不同。至于给付人因此受到的损害，通过向受领人追偿的路径解决。笔者一直认为中国民法未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在合同解除上赞同直接效果说，不赞同给付物的返还由法律行为引起的观点，坚持对于恶意第三人不宜优惠保护，通过下文的分析还会发现物权立即复归不损害交易安全，因而赞同物权立即变动说顺理成章。⑤给付物的返还有无公示的必要。

（注：高鸿钧：《现代法治的出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第622页、第3页。只要不把立法者看成逻辑混乱之人，就不应作出《合同法》第97条仅仅规定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或者恢复原状请求权的解释。

5. 直接效果说符合合同解除的本来含义。史尚宽：《债法总论》，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第5次印刷，第504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议草案）》（注：具体内容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439-539页。）在有溯及力的合同解除场合，如果坚持直接效果说，恢复原状请求权为物的返还请求权，因本来的债务因解除而溯及消灭，因而二者没有什么关系，属于两个无关系的请求权。